各省区市GDP含金量分析：上海北京广东位居前三

高速的GDP增长并不能真正地转化为民众的幸福指数，我国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依然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国内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学部委员程恩富指出，在科学发展的前提下，改善民生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衡量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实力，不只是看GDP指标，首先应看民众收入的多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高低，以及“幸福感”的高低。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GDP含金量”应该与国民的就业率、民生的改善、民生幸福的增长挂钩。

含金量**：上海、北京、广东

广东浙江进步快，广西安徽退步快

衡量GDP价值的标准是什么？

程恩富认为，“GDP含金量”与“人性化的GDP”、“幸福指数”、“幸福感”基本上是一致的，其核心都是“提高居民收入”。

对此，按照GDP含金量的计算办法，《中国经济周刊》旗下智囊机构中国经济研究院通过为期3个月的调研、统计、计算，从国内31个省份公布的*新数据(截至2月22日)中计算得出了国内各省区市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即“GDP含金量”，第3次编制出了“2011年国内31个省、区、市GDP含金量排名”。

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居民幸福指数排名依次为：上海、北京、广东、浙江、贵州、海南、云南、安徽、江西、重庆、福建、黑龙江、广西、四川、天津、湖南、湖北、山西、辽宁、吉林、江苏、甘肃、宁夏、河南、山东、河北、陕西、青海、新疆、内蒙古、西藏。

数据还显示：GDP高的省份，GDP含金量排名并不靠前，很多还很靠后。2011年，GDP总量前5名的省份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其对应GDP含金量排名则为：第3位、第21位、第25位、第4位、第24位。GDP排名靠前的江苏、山东、河南，GDP含金量排名靠后。

而贵州的GDP总量虽然排第26位，但其GDP含金量却排在国内第5位。

广西和安徽的GDP含金量排名与上年相比有较大的下滑，分别下滑8个和5个名次：广西从上年第5下滑至第13，安徽则从第3下滑至第8。相反的是，广东和浙江的GDP含金量排名则出现较大进步，广东由去年的第11位上升到第3位，上升8个名次；浙江由去年的第10位上升至2011年的第4位，上升6个名次。广东省委书记**在今年广东省两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对GDP只字不提，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注重经济的转型升级”似乎可以作为GDP含金量排名上升的注脚。

含金量总体上升

仍要注重增长质量

《中国经济周刊》统计发现，与上年的GDP含金量指数相比，2011年的GDP含金量指数整体上有小幅提升。

2011年，上海、北京的GDP含金量指数分别是0.5547和0.5020，而两市2010年的数据分别为0.4599和0.4588。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含金量指数的小幅提升说明了GDP增长结构的部分优化。“十二五”以来，国家更加注重新兴产业的发展，其对经济的贡献作用有所提升。政府在促进民生产业和扩大内需上进一步加强，结构性的质量优化对含金量提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些因素还不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2012年，应该强化结构的转型。追求绿色的GDP，在改善民生和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上下工夫。”

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提升GDP质量的重要性。

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2年主要工作的前两位即是着力扩大内需和推进产业结构深度调整。

上海市市长**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放在2012主要工作的**项。

在GDP的含金量指标中，民生改善是*重要的一部分。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谢鸿光表示，2011年，国内城镇新增就业、城乡居民收入、社会保障工作以及保障房建设等多组数据显示了民生事业取得积极变化。

GDP含金量如何计算？

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提供了对应的计算公式：先计算出“人均GDP”，即用“当地GDP”除以“常住人口”；然后用“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GDP”，得出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相当于人均GDP的含金量。

统计学**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是近似值，具体的计算方法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似值。

有关**认为，上述指标的计算大致可以看作是人均GDP的含金量，或是居民收入的幸福指数。

“富可敌国”：骄傲的GDP与尴尬的人均GDP

未来的中国会变成“一个若干二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璐晶|北京报道

2010年，汇丰全球研究部门(HSBC Global Research)发表了一份长达250页的报告，报告预计，到2020年，中国至少6个省份的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将赶上俄罗斯。

《中国经济周刊》根据2011年各省、区、市政府工作报告、各级统计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新数据推算，GDP国内排名**的广东已赶上世界排名第16位的荷兰，距离世界排名第9的俄罗斯，还差7个身位。

“尴尬”的人均GDP排名

据测算，广东以5.3万亿(约合8480亿美元)比肩2011年世界排名第16位的荷兰(约合8582.82亿美元)。被排名前8的中国省份超过的国家还包括世界排名第18位的土耳其(江苏和山东)、第23位的比利时(浙江)、第25位的挪威(河南)、第26位的奥地利(河北)、第29位的伊朗(辽宁)和第30位的泰国(四川)。

不过，当我们把比对的参数从GDP总量换**均GDP的时候，“从欧洲到非洲”的现象却比比皆是。GDP总量与荷兰对应的广东，人均GDP(约为8130.14美元)还不如南非(人均GDP世界排名第71位，约为8342美元)；GDP总量比肩泰国的四川，人均GDP(约4183美元)只比阿尔巴尼亚(人均GDP世界排名第100位，约4131美元)好一点。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贺力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统计反映的情况和中国整个的经济情况比较一致：国土面积大，人口多，经济总量全球排位很靠前，人均指标比较靠后。但近些年来，中国的人均指标也一直在提高，在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组里(又细化为上中等、下中等)已进入“上中等”阶段。

贺力平进一步指出，“对于那些人口超过千万的省份来说，‘过万亿’的意义还是比较大，先把盘子做大，才能保证人均产值提高”。

“追赶者”的难题

根据2010年英国《经济学家》做的一份中国省份与世界各国人均GDP参照表的数据，北京约等于斯洛伐克，天津约等于匈牙利，上海约等于沙特，广东约等于哈萨克斯坦。

时隔一年，《中国经济周刊》根据GDP总量和人均GDP两组官方数据，对二者做了重新对比。

对比发现，我们遇到了“追赶者”的问题。在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人均GDP一直在提高的同时，他们面对的“潜在对手国”也在不断进步，且涨势迅猛。以人均GDP为例，一年前，北京的“对手”是斯洛伐克(约10377美元)；一年后，虽然北京增长到13052.98美元，增长了约25.7%，但是斯洛伐克已经增长到了17889美元，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上海、天津、广东等省份。

对此，贺力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从总体趋势来看，世界各个地区和中国各个省份的经济增长都是个动态的概念，在某个时点做的比较，不是取决于自己，而要看相对增长。即便是都用了GDP来衡量，各国在计算的时候，首先要按照当前的价格计算，这里面就可能包含通货膨胀的因素。而在统一转换成美元比较的时候还包含着汇率的因素，所以排名的增减并不能完全反映某一地区的经济水平。“国际上也比较常用购买力平价这种方法来对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合理比较，但是这种方法在应用到一国内部的时候就受到局限，变得不太好运用了。”贺力平说，“除了一些省份的下滑外，还有一种结果是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即使某个省份没有增长，但在国际排名中还是占优势。”

“幸福指数”才是发展指标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2001年，广东是内地**个跨过“万亿GDP俱乐部”的省份。12年���，在中国内地31个省份中，23个已经迈过万亿元门槛，约占国内的2/3。当大家几乎都跨入万亿门槛的时候，一直唯GDP数字是尊的GDP“万亿俱乐部”的存在便有些可疑了。

东部省份开始对GDP降温

2012年，北京、上海的GDP增长预期目标只有8%。2011年，北京GDP增长率是8%，上海是8.2%。

这样的增速调整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看来是一种正常表现：“上海是经济放缓*早的，当越来越多的省份GDP进入万亿时，越来越多的省份增长速度也正在放缓。经济提速是由南而北推进的，减速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态势。单纯地说谁进了万亿，没什么意义，因为国内这么多省份地域有大有小，人口有多有少，青海500多万人、西藏300多万人，很难与其他省份比拼GDP。”

然而，中西部的一些省份仍处于“高烧”状态。除了山东2012年9.5%的预期目标略高于国内平均的9.2%以外，中西部及其他地区GDP增长目标均在10%及以上，贵州省目标*高，达到14%，其次是重庆，达到13.5%。内蒙古、陕西、海南等省份的增长目标也都达到了13%。

“GDP大，并不意味着人均GDP就大，因为很多地方是按人口计算的。而国内各地人口悬殊很大，所以，GDP数字并不直接反映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如果说做大经济蛋糕，壮大国内乃至各地经济总量，是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的主要任务，当越来越多的省份进入万亿，意味着这一任务已接近完成。接下来，经济转型，必然要淡化GDP。

用“GDP含金量”取代“GDP”

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冲动正在考验我国“十二五”经济发展“调结构、促转型”的主题。

近年来，各地纷纷喊出了告别“唯GDP论”的口号，然而对于GDP的依恋，各级政府是否真的能做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呢”？事实上，虽然各地政府考核系统都在建立一揽子指标，各项考核内容逐渐丰富，但很多地方官员仍然难改GDP的路径依赖。

根源在于中国原有的核算体制。中国原有的GDP统计系统采取的是累加制，国内GDP数据需地方层层上报。目前我国的GDP核算制度实行的是分级核算：国家和地区统计部门各自核算本辖区范围内的数据，即国家统计局负责核算国内的GDP，各省、市、县统计局负责核算各地区的GDP。

无论哪种核算制度，地方都需要统计当地的GDP。由此导致某些地方官员将GDP指标看成是升官发财的筹码，甚至为了取得可观的GDP指标，罔顾生态与环境。

应该取消“GDP崇拜”，而非GDP指标。“国家需要统计GDP，但各省份不一定要考核GDP。其实很多国家都不会去统计地方的GDP。”王一鸣建议，不妨选择一些地方进行试点，例如，在一个省试点不统计地市的GDP，看对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对官员的考核，“可以更多用公共服务指标来考核，比如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这是地方政府的**职责。因为老百姓并不关心GDP，GDP高了未必收入就高。”

“不是说不应该重视发展GDP，而是说要GDP科学增长，要让GDP增加的正面因素*大化、负面影响*小化，要让GDP含金量越来越高，我们需要能够带动就业、提高百姓收入、改善民生的GDP增长增速。”杨开忠说，幸福指数应成为发展的指标。

地方总和为何超国内

31个省份的GDP总和超过50万亿元，比国家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多出3万多亿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认为，这种数据的差异除了统计技术与口径的差异外，还与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利益，追求增长的冲动热度未降下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