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患者DIY多肽疫苗 寻求生的希望

每一代人都会经历一些科技突破，宣称能够带来**癌症的希望。近5年来，遗传学领域取得的突飞猛进早已证明，**疗法能够激活**系统的天然**能力，并有望“**”许多患者的癌症。癌症**疗法产生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检查点抑制剂，CAR-T细胞疗法接连获批上市，给许多癌症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

但是对某些患者来说，科技进步离救命还有一段漫长的等待。

2015年，挪威的Vlad先生被诊断为肺癌，经过几个月的手术、放疗和靶向****，并没有延缓肿瘤的生长。癌细胞扩散到他的大脑，医生宣布他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

Vlad的妻子Elen的弟弟Jo是一名IT工程师，他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一篇学术论文。这篇文章报道了在中国进行的一项小型研究，一种实验性的**疗法使一名85岁的肺癌患者产生“快速而显着的肿瘤消退”。这是一个只有1名患者参与的非常早期的临床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医学知识已经从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的孤岛中释放出来。人们可以方便地查阅信息，能跟医生查到一样的信息。医学文献里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案例，用药后肿瘤突然萎缩，终末期**奇迹般地逆转。

除了查阅资料参与自我**的**过程，现在全球还有无数的在线社区，患者间可以互相交流和分享**心得。一些罕见病的患者团体甚至开始资助关于自己所患**的学术研究和**开发。

自制的多肽疫苗

2015年3月，挪威的Dyame女士被诊断为IV期肺癌，年仅30岁。她的丈夫Lars Sorass的弟弟是一名医生，他通过互联网全球搜索有希望的**信息，*后联系上一名德国教授，他正在进行一个名为“个体化多肽疫苗（personalized peptide vaccine）”的研究项目。Dyame女士定期去德国进行多肽疫苗注射。经过**，Dyame女士目前病情稳定。她的家人在Facebook上记录了整个**过程，*终吸引了一批患相同**的患者。

Elen和Jo就是在患者社区里看到了Dyame女士的案例，从而对多肽疫苗产生信心。他们想要走Dyame女士的这条路。

无独有偶，今年7月份，《自然》杂志发表了两篇关于“个体化癌症疫苗”的重磅研究成果。其中一篇来自德国缅因兹大学Ugur Sahin教授的团队。针对不同肿瘤患者的突变，研究人员为他们分别定制了个体化癌症疫苗，在黑色素瘤患者的临床试验中大获成功！13位患者接受疫苗后，8人肿瘤完全消失并且23个月内没有复发，其他5名患者接种疫苗时肿瘤已经扩散，当中2人出现肿瘤缩小，其中1人接受PD-1抗体**后肿瘤完全缓解。

Elen和Jo给**疗法的研究人员写信，得到的建议是文献中提到的多肽疫苗可能对Vlad的癌症有效，而且与他的HLA类型也匹配。HLA是一种基因型，对**细胞识别和攻击肿瘤十分重要。

不过，要得到研究人员的帮助需要等很长时间。毕竟，Ugur Sahin教授花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来研发出个体化疫苗。

但是Vlad每况愈下。不能再等了。

于是，他们走向了可能是终末期患者会走的极端——给自己**。

起初Elen和Jo犹豫不决。因为多肽疫苗会有潜在的副作用，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虽然有各种未知的风险，Elen还是决定放手一搏。因为Vlad正在垂死边缘，他们的两个孩子即将成为孤儿。

后来，在科学界和患者社区的许多人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一间实验室，可以根据提供的序列合成多肽，费用大约1000美元。他们下单订购了这些肽，同时在药房里买了磷酸盐缓冲液，用来溶解肽。他们还买了有助于提高疫苗功效的佐剂。*后，他们收到一个充满白色粉末的小瓶，小心地包装在一个泡沫塑料盒子里。

Elen在医院工作，她是一名护士。按照提供的说明书，她在一间实验室里，完成了把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的操作。

Vlad从今年8月开始接受这种自制的多肽疫苗注射，每周一次。在发现没有严重副作用之后，他们松了口气。现在Vlad的病情稳定。但是他同时还接受了靶向**。

每一个坚持的人都是了不起的

除了不可预计的风险，自制多肽疫苗的效果也同样不可预期。

美国癌症协会临床研究与肿瘤学主任Susanna Greer表示“这样DIY的方案有效的概率渺茫”。的确，许多相关研究显示，单个肽不太可能减缓癌症的发展。单个肽仅仅针对肿瘤中的一个氨基酸突变序列，但是目前许多正在进行的临床研究结合了几种不同肽，同时靶向多种不同的肿瘤突变序列，以触发更强的攻击。另外，肽疫苗往往需要与其他**方法相结合才能发挥效果，而现在，科学仍然在确定与其他**方法的*佳组合。例如，一个有潜力的途径就包括多肽疫苗与PD-1抑制剂协同使用。毕竟，挪威的Dyame女士接受的多肽疫苗比Elen自制的疫苗要复杂得多，而且她同时还接受了其他疗法。

但是，越来越多的主流医学认为，当一个人的生命垂危时，他们应该有权接受高风险的疗法。上个月，美国参议院一致批准了一项法案，允许终末期病人获得经过人类初步测试、但尚未获得FDA的批准的实验物。37个州已经通过了类似的试用法（right-to-try law），其中一些法律甚至允许有严重而不是终末期**的患者试用实验物。试用法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艾滋病毒流行期间，当时人们对HIV病毒研究知之甚少，被诊断的艾滋病患者会通过非法途径获得实验**。

一部有名的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Dallas Buyers Club）”还原了这个时代背景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达拉斯市的Ron Woodroof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发现自己患上艾滋病，生命只剩30天。为了活下去，他开始研究各种抗艾**和替代疗法，延长自己的生命。Ron不仅自己试药，努力求生，他还成立了一个叫做“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地下组织，为艾滋病人提供更多“非常规疗法”，拯救成千上万面临同样境遇的人。Ron*终在1992年9月去世，离他被告知只剩30天可活已经过去了2557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