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勋章”获得者陆元九 | 技术问题搞不清，腰杆子就不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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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导航系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GPS卫星定位、基站定位、WiFi定位......即便是对这个领域再不关心的人，基本也能说出一两种。
不过，上述的这些定位、导航系统都不太独立，想实现定位功能，或多或少都要借助一些“外部信息”。比如，用WiFi定位时，得同时搜索出附近多个WiFi信号源才能确定具体方位。一旦周围的信号源收到干扰，就会影响定位效果。
好在除了这些，世上还有一种完全“自立自强”的系统——惯性导航系统。
它既不依赖外部信息，也不向外部辐射能量，单凭牛顿力学定律，就能在导航坐标里找准自己的位置。
而世界上这一领域的**个博士毕业生生，就是我们的陆元九院士。
“小白鼠”还是领**？
1945年，陆元九作为**批公费赴美的留学生之一，得到了进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机会，并直接被分配到了学院的航空工程系。
正式选择专业前，同去的同学们大都比较倾向理论方面的专业，但陆元九却没往这方面考虑。他觉得，既然人都到了美国，为什么不学一点新东西？
陆元九仔细翻阅了当时航空工程系的专业名录，一个“仪器学专业”让他颇感兴趣。
一方面，这是一个新设立不久的专业。它虽然叫“仪器学”，但实际教授的内容却是被美国政府列为重要**研究项目的惯性导航技术。
另一方面，这个专业的导师是当时国际上非常有名的自动控制专家——C·S·德雷伯教授。德雷伯本人，非常主张把自动控制的理论方法应用在惯性测量技术领域。
陆元九当即决定，不管多难，就是它了！规定，选了这个专业，想毕业不但要写出优良的论文，还得参加合格考试。但这个要求，从来不是陆元九的困扰。整个学习阶段，唯壹让他觉得“难”的，是刚到美国时遇到的语言问题。
那个时候，陆元九一直有一个下意识的习惯：听讲时，只有把老师的话在脑海里翻译成中文，才能理解老师是什么意思。但这么一来，总会错过一些重点内容。这样的状态，直到三个月左右才有所好转。
突破了语言障碍，陆元九在学业上愈发游刃有余。仅用4年，就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毕业后，他还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副研究员、研究工程师，继续在导师的科研小组中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
回国，是必然选择
20世纪50年代，美国惯性导航技术的成熟度，已经当得起一句：世界**。陆元九，也成了惯性导航圈子里小有名气的科学家。
美国当然想要留下他。但不论是好言相劝还是百般阻挠，陆元九都拒绝加入美国国籍。对他来说，“中国人”这个身份比什么都重要。
1956年，陆元九终于带着家人辗转回国，准备用自己学习到的技术大干一场。
当时，国家科学委员会刚刚制定了12年科学发展规划，将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列为“四大紧急措施”之一。中国科学院也准备筹建相应研究所，陆元九被“拉入”自动化所筹备组。
一张白纸等着被绘上蓝图。这个空白要怎么填充？一无设备，二无人才，以至于陆元九一直在“赶时间”。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工作很庞杂。既要进行工业生产的自动化研究，还要主持飞行器控制系统、稳定系统的研究……但不论多忙，陆元九始终牢牢抓着技术优越的核心：求新求变。
1958年6月，中科院的动员大会上，陆元九紧跟钱学森“倡议发展人造卫星”的发言，提出不但要送卫星上天，还要能回收。这是我国**次出现“卫星回收”的概念。
由于种种原因，“人造卫星”搁浅了。陆元九这个“陀螺人”却停不下来。到1965年，人造卫星工程再度上马时，他已经主持了我国单自由度液浮陀螺、液浮摆式加速度表和液浮陀螺稳定平台的研制，还在长春研制出我国**台大型精密离心机。
按照学校“如果技术问题搞不清楚，腰杆子就不硬。”陆元九常常这么说。
一个陀螺、一个加速计、一个惯导系统，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这些“小东西”上下的功夫，不止推动了惯性技术的进步，还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人造卫星等的控制研究上取得了“大突破”。
陆元九也被尊为我国航天自动化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和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即便到耄耋之年，他的知识经验和治学精神依然影响着后辈年轻人。
今年的1月9日，是陆元九的101岁生日。
生日前夕，同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奋斗过的张履谦到家中探望陆元九。在老友面前，陆元九没有回避自己老了：“我现在坐轮椅，过10分钟头就晕了。我已经出不了大院了。”
而他*希望看到的，就是年轻人进步得快一点，再快一点，一代一代擎起中国航天事业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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