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去年8月央行的“三定”方案已明确将成立汇率司,但这一备受各界瞩目的重要机构一直未被拨开云雾。《华夏时报》记者获悉,在今年“两会”前夕,汇率司的成立有望尘埃落定。
一位接近央行人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央行内部正在讨论,新机构称为“汇率司”是否得当,也有人建议改为“货币政策二司”。此前有传闻称,现任货币政策司副司长王煜可能出任该新机构的**任司长。但是,上述人士表示,现在出现了新的候选司长,而该人选有可能是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经济学家哈继铭 。但本报记者向哈继铭求证时,他并没有做出回应。
近期,央行关键司局都进行了人事调动,并已于春节前后到位。外管局副局长李东荣和央行天津分行行长郭庆平就任行长助理,央行国际司司长金琦出任办公厅主任,办公厅主任李超升任外管局副局长,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总裁谢多任国际司司长,中国金融出版社社长林铁钢出任央行天津分行行长。
*为重要的货币政策司,目前是由央行副行长易纲 直接分管、行助李东荣协助管理。
改为“货币政策二司”?
备受瞩目的“汇率司”极有可能因为太受瞩目,而改称为“货币政策二司”。
上述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央行正在讨论,但尚未达成一致。当初决定设立汇率司,是因为汇率政策虽然是货币政策的一部分,但对于中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独立性较强。之所以一直悬而未决,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内部有观点分歧,提出单设汇率司是否合适,改成“货币政策二司”更**,而此司的重点依旧在汇率政策上。
在行政机构设置上,历来不缺因部门重要而设立多个同名机构的例子,如银监会的监管一、二、三、四部,负责监管不同类别的银行。
而目前国内外的经济环境依旧复杂,货币政策工作的难度加大,设立两个司级机构也情有可原。目前,在央行“三定”方案规定的19个内设机构中,仅有“汇率司”尚未正式成立。
方案中规定汇率司的职能为:拟定人民币汇率政策并组织实施;研究、制订并实施外汇市场调控方案,调控境内外汇市场供求;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协助有关方面提出资本项目兑换政策建议;跟踪监测全球金融市场汇率变化;研究、监测国际资本流动,并提出政策建议。
在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在谈到下一阶段政策思路时指出,要密切关注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积极推动外汇市场发展,丰富汇率风险管理工具。
哈继铭候选司长?
经济学家哈继铭在业界知名度颇高,去年11月底,哈继铭与其他6位学者一起参加了温**总理主持的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会议的目的是为当前经济把脉,并为随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建言献策。而他所率领的中金宏观经济研究团队,获得了2008年新财富宏观分析师**名,2007年为第三名。
上述人士认为,哈继铭学术研究扎实,这也是其被选中的重要原因。
哈继铭2004年加入中金之前,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师、香港金融管理局经济研究部**经理,一直以学术研究为主。
他于2月24日针对央行新近发布的去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发表观点说:当前央行并无降息的必要,但有必要重新发行央票,以适度管理流动性。
央行*新的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称,有人将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与中国存贷款基准利率相比较后,认为中国利率仍有大幅下调的空间。然而实际上,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仍在进行中,市场利率与管制利率并存,利率体系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
哈继铭指出,这体现了央行继续大幅降息的空间不大。中金已经将今年预期降息的幅度调整为54个基点,而市场预期多为108个基点。
哈继铭分析说,虽然自危机以来美联储的货币投放比较大,但是资金没有很好地传导到实体产业当中。所以美国政府主要通过降息的措施,向商业银行注入流动性,寄希望于商业银行会主动放贷,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美国的商业银行放贷依旧谨慎,实体产业的资金面状况比较紧张,具有进一步降息的必要。
而中国的状况和美国并不相同。哈继铭称,中国在没有进一步降息政策的情况下,银行的贷款就已经大幅攀升。至于这笔钱流到银行系统之外之后是流进实体经济,还是进入别的市场虽然无法考证,但至少意味着当前的流动性是充裕的,所以目前降息的必要性就不是十分紧迫。
他主张,应该重新发行央票来适度管理流动性。如果贸易顺差继续高企,且票据等信贷仍大幅增长,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譬如继续发行央票)来管理流动性是可能的。
哈继铭历来对经济前景持谨慎态度。他在2008年年末做策略报告时,就用了“2009年不是底”的标题,认为全球经济到2009年都不是底部,有可能下降的周期会更长,有可能到2010年才是底,认为中国的短期形势仍不乐观。
正因为如此,他被市场视为“空军”经济学家,近日更有传言称他在某基金公司参加路演时,因观点不同发生争论而被“喝令离开”。
2月中旬,在多位金融专家参加的一次研讨会上,哈继铭每每被问及此传闻,他颇为无奈,摆手称“没有的事”。
他于1993年获得美国堪萨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8年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管理学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