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普惠”福利体系 沪探索现代民政新格局

社会形态的转变牵引民政工作的革新。自5年前第十二次上海市民政会议召开至今，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全新阶段，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人口结构调整等带来的新情况，无一不对民政工作提出挑战。上海“现代民政”的实践探索在此背景下启动。

5年来，上海逐步从发展社会福利、完善社会救助、拓展社会服务、加强社会管理和推动社会**等多重路径着手，摸索构建适应当前社会需求的现代民政的新格局。

“补缺型”转向“适度普惠型”

2009年4月，民政部决定在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示范作用的省市设立民政工作观察点，以提炼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先行先试经验，为传统民政向现代民政的过渡寻找示范。上海即为首批民政工作综合观察点之一。

和“补缺型”的传统社会福利制度不同，现代民政所搭建的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适度普惠型”福利体系。上海的做法是，重点完善对老年人、残疾人、困境儿童的社会保障，推动福利政策由特定群体向社区居民覆盖，逐步优化社会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过去5年，沪上老年人、残疾人、困境儿童的相关福利标准都有显著提高。养老床位总数从6万张增加到10.2万张，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人数从10.5万人增加到26.2万人，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从108家增加到326家；城镇重残人员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全市3.6万名残疾人的集中就业得到稳定；孤儿养育标准也有所提高，社会散居孤儿每人每月1400元，机构孤儿每人每月1600元；此外，上海的重点优抚对象从20169名增加到50206名，定期抚恤金平均增幅10％。

5年来，上海城镇低保标准从2007年的320元/月提高到2012年的570元/月，增长了78％，农村低保标准从2560元/年提高到5160元/年，增长了101％。上海还制定和完善了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以确保群众基本生活不受物价上涨影响。

18年前，上海创设的低保制度**国内风气之先，如今，上海又率先对“支出型贫困”开展救助探索。针对那些因大重病、子女就学等原因造成家庭“硬支出”过大，实际生活水平处于**贫困状态的困难群体，上海将从发现机制、评估机制和救助机制等方面着手探索，力求将政策边缘群体纳入保障范围。

现代民政需满足多样化需求

家庭主妇想找打折信息、社区老人需要精神安慰……五花八门的社会需求，是现代民政面临的新课题。很多过去不进入政府视野的诉求，都正慢慢被归为“基本公共服务”范畴。为了扩张“基本公共服务地图”，上海率先推进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前台一口受理、后台内部协同”的“一门式”服务。目前，全市213家街道(镇乡)已实现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全覆盖。

对更多个性化的需求，政府不再大包大揽，而是借助社会力量，利用全社会的智慧来开发新型“民生服务产品”。

以公益为导向，上海在养老、婚姻、殡葬、康复、社区生活服务等领域培育发展了众多新业态、新载体；应“市场”呼唤，大量社会组织应运而生。目前，上海社会组织的数量已从7000多家发展到1万多家，专职工作人员从9.2万人增加到14.4万人，党组织覆盖率超过26％，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从5个增加到7个。

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把一部分事务转移给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或市场主体——发展现代民政，意味政府要改革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让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

**，是推动变革的必由之路。在基层民主建设、社会组织管理和职业社会工作等方面，上海近些年都推出了相应的**举措。

以基层民主建设为例，*近5年，沪上居委会直选比例从53％上升到84％，村委会海选比例从35％上升到75％；还建成了120多家“居(村)委会自治家园”，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生态的基层社区民主自治生活开展提供了场域。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郊区新城的大型居住区大量诞生。上海对此并无成熟管理服务经验，在研究城市整体发展战略布局后，上海为这些大型居住社区量身定制了社区管理服务体制，其中，“镇管社区”模式的探索颇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