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春运透视：经济高速增长难改城乡观念

这些本来不是农民工的故事。

在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潮流后，那些曾经只望着门前、想着屋后土地的农民，成为“回家”愿望*强烈的群体，也是迁徙途中**的主力，这支数以亿计的队伍，掀起了巨浪般的潮水：春节前涌起，春节后退去。

途中记忆

我生长在四川西南的山区，“文革”之前县里很多科局长都是南下干部，有的是当兵的，到了那里军装一脱就成了局长，这些人主要是山西人，也有河北的。另一些来自山东，听父亲说是南下干部，也穿着军装，以前都是一脚泥，后来**党教他们识字，学得好的到我们这里把脚上的泥一洗就是科长、股长什么的。

到我记事的年龄，他们在我那个农村一样的小县城里已经有十多年工龄了。无论是山西人还是山东人，闲适开心的时候我都会从他们嘴里听到一些打仗的故事，中间会冒出家乡如何如何好的描述。这时，他们时常做出思考的样子，使故事停顿，间歇中我偶尔会说：“大伯应该回去看看。”是啊，他们总是这样回答。

1971年成昆铁路通车，大人们在开玩笑的时候会说，“老王，回家乡去看看啊。”领导高兴的时候还会加一句“我批准你去，给你开介绍信。”那时候出门要路条，出省还要凭介绍信换国内粮票。但在随后的很多年里，我不记得他们谁回过“家”。我问妈妈他们怎么不回去，妈妈告诉我，就那么几十元钱，吃饭都不够，哪有钱回去啊。也是，从县里到成都，光是火车硬座票，一个人单程就要花去半月的工资，何况山西、山东那么远！

回望过去，他们实际上和我父母一样是新中国的**代“农民工”：参加“**”之前全部在乡下种地。在新中国*早的一些年月，“农民”的味道并不浓，在城里就是城里人，在乡下就是乡下人，那时候城市的魅力并未超越土地的吸引力，即使在1958年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后。甚至到三年灾害时期，一些人还脱离**队伍，回到乡下去守望土地。

后来，城市跟着祖国一日千里，而农村却依旧牛车慢行，差距日渐扩大，乡下人“农民”印记清晰起来，南下的山西、山东客渐渐根除了回老家种地的念头，但身份的优越和明晰并没有磨蚀他们思乡的情怀，回家的渴望依旧强烈。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条件好了，南下的人们岁数也大了，家里老人还健在的终于有了回家的行动，张大伯一家回山西去了。本来请了一个月的假，结果不到20天就回来了。我问老张的儿子怎么回来那么快，张同学叫我别听老张胡说：他家冷死人，干的连“水气”都没有，不过下雪很好玩，是他自己呆不住，还是我们家好。再往后，老张就在他儿子的家乡离休了，一直到故去也没回过山西。

张同学的家也是我的家。他说的“水气”，是夏日清晨弥漫乡野的薄雾，是冬日雪霁后萦绕山峦的轻纱，清新得可以洗肺。

我懂张大伯的行为，山西只是他记忆的情节，几十年的生活融化了他，有“水气”的地方才是他的家，是他的**故乡，那里才有他真正熟悉的一草一木。这是张大伯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不离开的原因，他就在家，回到家里就再也没离开家。

每当看见车站潮水般的浪涌，我就会想起张大伯他们。如果城市不是驿站，而是有“水气”的故乡，那么，奔波千里的巨潮必然退去，“回家”的路也不会在甜美的记忆里充满艰涩。

然而，今天的事实是，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工改变了工作的地方，但有些环境他们仍然无法改变，除了底层薪资不敢张望昂贵的住房，医疗、子女的学业等等，都是问题。他们挤在狭小的工棚里忙碌一年后，期待春节携带积存起来的微薄薪水，回家去看看父母、看看孩子。对他们来说，家乡是成长记忆，也是窗前飘落的黄叶，回家的路程到底还有多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不去考虑，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回家的路才变得那么漫长。

转型路口

阿亮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即使怀揣数亿人民币也很难掩饰朴素的农民心态。也许是城乡的“剪刀差”在他幼年的脑海里刻上了卑微的痕迹，有家乡故人来京，他多半是大方地带着我们去到某个**的场所，在完成只有他有能力出资的程序后，一如既往地高调宣布财富又增加了多少。除掉这些，阿亮的房子、产业什么的，都很让人羡慕。偶尔我会想，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阿亮也会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不过，在他心情不安的时候可以去中国大剧院听听世界**乐团演绎的马勒第五交响曲，也是很惬意的生活，就是不知道阿亮心里装那么多钱，是不是还有地方装下这些品味。这种酸酸的臆想，就和农民想皇帝天天吃猪肉大葱饺子一样，充溢着平庸的安慰，好在我不是农民，而阿亮是，他还是农村户籍。一些农民工的问题也是他的问题，像孩子读书，“我就比你至少多花了30万元！”他曾经对我说过。但“回家”不是他的问题，对他来说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财神驾到，在路途和驿站都会有宾至如归的待遇。回家，是农民工的问题。

户籍对阿亮们来说已经没有意义，这样的成功人士到处都有，为数还不少。但和数量庞大的打工队伍相比，他们的存在似乎被湮没了。英雄是个别的，金字塔底部是默默无闻的绝大多数，任何社会都是如此。而那些更低矮一些的农民工更像埋在土里的基础，社会有时候都忽视他们的存在，比如正常地加薪晋级，比如廉租房，等等。因此，在一年的辛勤忙碌后，他们更迫切地要回家。

几年前我去看我的中学，晚上老同学相聚，才知道万仔已有多年的打工经历。他并不认同打工如我想象的那般辛苦。在哪都是干活，生活要求没城里人高，只要不下馆子，每年都还有积蓄，自己就是个农民，身份也不可能改变，从不动留在城市的念头，就是孤身飘荡在外，老是特别想家，老婆、孩子，是不是？真的很想。这是万仔的记忆。所以无论多难，他每年都回家，是回家巨浪的微小驱动者。至于路途，那就没什么了，“不辛苦，好多人很多年都不能回家，我可以回家已经很幸福了。”他说。

万仔家就在城边上，经济条件允许他回家。不过他不再跟着退潮涌进城市了，头一年城市的扩大使万仔一家人告别了农村户口，家里也盖了一栋楼，现在开个小铺子做点小买卖。只是变成“城里人”的孩子又继承了父亲衣钵，涌向大城市。按照万仔的观点，在大城市能学到很多东西，机会也多，要是学精一门技术，还能在那里扎下来，何况县里那么小，要是不出去也是游手好闲，就像他的儿子，只有出去一条路。万仔还预谋用自己多年攒下来的钱送孙子到外面去念书，“我们中学已经好几年没有一个本科生了。”他这样解释他的计划。

他说的是我的中学，是那个昔日要考上清华、北大才可以骄傲的中学。还留在那里当老师的同学无所谓地说，这个不怪他们，好一点的老师早就被市里省里的好学校挖走了，而学生更是从小学就开始筛选，学习好点的，父母咬着牙送进市里的学校，这个长那个长的孩子也是钱多的在省会，钱少的在市里上重点中学，县长、书记家都不在这里，其他的还用说么？“连万仔这个农民都不愿让他的孙子在这里读书，你想吧。”他们说。

我能想什么呢？我想起从前“周大学”、“李大学”在公共厕所里进进出出的县医院。“你知道吧？那个中专都考不上的，现在是医院外科的**把刀。他只进修过一年啊！”这是现实的答案。早先我只听说川医毕业分配在市医院的丘同学去了成都。

看着膨胀了很多倍的县城，想着喧嚣的北京……这就是现实，城市发展需要我的农民兄弟，却又不接纳他们。十年前那群眼光迷茫的农民工换成了胸怀理想甚至雄心勃勃的青年，现实驱使他们融入城市的愿望膨胀。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失望了，一年后拖着困倦的眼光回家了，心里想着不再去助推那个回家的浪潮。等回到家，过年的日子和家人的亲情很快修复了他们的情绪。安静下来他们又背起行囊，随巨潮退去，艰涩的潮起潮落又开始继续。

大时代印迹

过节回家，数十亿人次的短期迁徙，是个无论运力提高多少倍都难以承载的重负，也是大时代的印迹。

和张大伯他们解放初期的南下一样，他们本应该找到**故乡，并在那里安顿下来。但是，与张大伯他们不同，解放军进城，面对的是制度转型，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城市不需要专门的驿馆来存储他们，与城市众多的人口相比，少之又少的他们一脱下军装，就无声无息地消散在城市的街道上。

面对今天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型，阿亮们也只是偶或经过的彗星，来不起风，逝不走雨。只有巨潮般来去的农民工才是历史巨轮的推动者，他们是满天的星斗，是风，是雨，是这个社会结构巨变的巨幅风景。

遗憾地是那些高楼林立，已然发达样子的城市和习惯拥有前卫光环的城市文化，这次落伍了：城市和她的占据者没有意识到大时代的巨变会颠覆旧有的社会结构，城市并没有准备好驿站接待农民工同志，甚至在20余年的潮涌面前拒绝和排斥他们。等到城市化进程迫使我们改变观念的时候，他们的队伍已经如此庞大，以至于城市难以容纳。

在风景的另一面，奔向城市的农民工自己也没有准备好——这不怪他们，长期被“先进城市”光芒笼罩的农民们，自觉意识已经被吞噬的所剩无几，他们不仅缺乏心理准备，更缺失文化素质准备。比起体力，城市更需要的是技术文化的准备。

早些时候有一份学者的城市规划，彼时日本经济正如日中天，于是专家们提出了日本模式，要建设大东京那样的大都市群，在祖国的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聚集一半的人口。现而今，还没有完成计划的四分之一，城市就疲惫了。于是人们又想起了德意志：不超过100公里就有经济、文化、医疗……一样发达的城市，虽然人口并没有百万之众。于是我们开始或者是准备开始“城镇化”。

好，真的很好！如果纳税人的钱不再向中心城市淤积，一旦优势资源(学校、医院，等等)分散到中小城市，那样，矮墙边上沐浴阳光等着工作的人就消失了，他们再不需要背井离乡，更不会“愚昧”地制造折磨自己的回家浪潮。

只是城镇化需要的是人的“城镇化”，这种改变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农民自己的事。如果城镇化的只是高楼，那么回家的路还很远、很长。

我们原本可以不离家远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