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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柳传志：“大”企业家的社会抉择
马云、柳传志：“大”企业家的社会抉择
柳传志的“在商言商”论之后，另一位企业*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这次是本就充满争议的马云。

似乎是为了验证柳传志观点的正确性，马云对《南华早报》记者的言论，引发了一场持续多日的口诛笔伐，致其公众形象再次下降。

看到这则新闻之后，我马上想到了某年西湖边，我与杭州一位企业家的对话。那一次，我原定的话题是“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他说这个话题没什么可讨论的，从改革开放开始，就是“政府吃肉，民企喝汤”，当下民企的窘境不是什么新鲜事。所以，我们很快跳过“在商言商”，谈的全部是政治。

这位企业家拥有不下一间上市公司，且正处当打之年，但近年来多在游山玩水，喝茶念经，有点不务正业。我说怎么不加把劲把企业做大点呢?好像中国的民营企业做到10个亿销售额就到了天花板。

他的回答我印象深刻，“做那么大干嘛，又辛苦，又危险”。然后就很自然聊到同在杭州的马云，“他那么累，有什么意思呢?”

想想也确实是这么回事。民营企业处于完全竞争市场环境，即便杀出一条血路出来，回头望去，这个市场也已从蓝海染成红海。如果想更进一步，必须往上游走，但这些年向往上游的企业家，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

马云由电商而做大支付宝，进而趟进金融业的浑水，其危险性不言而喻。和上述企业家对话之后几个月，马云表态说，支付宝随时可以献给国家，听到这个消息，我只能会心一笑。在国家面前，企业家如马云、柳传志们除了俯首帖耳，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马化腾的微信再牛，遇到运营商的反弹也不得不谦卑以对。

不过，公众不会这么看。首先，柳、马这样的人，恐怕都是有原罪的;其次，所谓的在商言商，是根本不可能的。柳做过党代表、人大代表;马云虽不参政议政，但进入政策密集型行业，政治会追着你。再者，你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应该说，这二位的表现，比我那个“逍遥派”的朋友好。据说重庆事件后，柳曾经接受内参采访，批评重庆。其后来在《财经》杂志上的发言，也并非只有“企业家软弱”，而是强烈批评重庆模式，公开支持政改。而马云大力支持壹基金发展，且自身的社会责任体系在国内*，对公益事业出力颇多。

只不过，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历史走到2013年，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对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市场层面，柳、马二人的成功，是踩到了90年代的计算机热和21世纪初的互联网热，这在当时都是新兴产业，管制相对较少，二人才能脱颖而出。同一时期的传统行业，利益早已固化，没了活力。可如今，互联网也有这个趋势。

这些年，中国网站在Alexa的整体排名，是在逐年下降，这个行业的活力也在降低。移动互联网热了这么多年，也不见有什么新贵，门槛在那了。说新人不努力不*恐怕不客观，而是巨头已经站好位了，也不复野蛮生长的自由空间——光一个ICP备案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马云在支付宝问题上对VIE的表态，让业界哗然。

而在社会层面，企业家永远都是改良派，这是天经地义的。但社会转型是否会有动荡，完全不以企业家的意志为转移。今天的体制，对已经上船的大企业家是很有利的，一个和柳、马同级别的企业家就很赞赏中国模式。问题在于，体制对大企业家有利，对草根却未必。

当下的中国已经充满怨气。苦逼的屌丝为你们创造利润，贡献身家，在一些场合，自然希望你也能为民立言，多少约束一下权力。结果呢，柳传志来了一个“在商言商”，马云更是打了一个拙劣的比喻。二者看起来，都是一副既得利益者的嘴脸。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企业家要养活自己企业的一大帮人，不可能发表尖锐言论，为企业带来危险。换句话说，他们直言不讳的机会成本是*的。但反过来想，如果社会发生动荡，财富重新**，他们的利益受损也是*大的，哪怕你今天有几亿用户。

除了市场和社会因素，社会的价值观也在变化。十年前，你可以闷声发大财，十年后，淘宝一代信奉的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十年前，你们是中国的创富英雄，靠个人奋斗成就了自己的“中国梦”;十年后，比尔盖茨、巴菲特都已经捐出了全部家产。

换句话说，公众对企业家的预期变了，尤其是你们处于公共舆论场的中心，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你不可能依赖网络舆论塑造形象的同时，还可以无视他们的期待。这是鸵鸟心态，而且也不现实。

在我看来，企业家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关键一环，应该明白自己与这个社会是共生关系。当这个生态恶化时，他自己会是*终的受害者。明了此理，就应该重新评估自己的社会角色，至少有两个方向值得努力尝试。

*是推动商业生态的良性进化，不谋求特权的帮助，对不公待遇发声，推动市场化进程，这本是应有之意。黑VIE之事是万万做不得的。

**是推动社会生态的净化。在扶贫等问题上，柳、马是有积极尝试的。可是当下社会的溃败，已经不是靠扶贫能解决的，用自己的资源推动法治建设，恐怕才是急务。

说的再直白些，一个既得利益者想保护自己，是不可能不做出政治选择的。柳的“软弱论”、马的“献给国家论”，就是非常清晰的选择，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但这样的选择，恐怕也只是权宜之计。

在这个民粹与权贵并举的时代，除了法治和民主，没有什么能真正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一周来连续的恶性事件足以说明，留给企业家的时间也不多了。想要获得内心的平和，靠打打太极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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