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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愈来愈仇富仇官？

中国人为什么愈来愈仇富仇官？
近十年来，中国人仇富、仇官心理愈来愈强烈，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有些地方的富人和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矛盾激化，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经过深入分析发现，中国当前所谓的仇富、仇官，其实人们仇的不是富，而是不公：仇不是官，而是是腐！比如，有钱人用钱可以上好学校，穷人没钱择校，有钱人挤压了穷人上升的通道；富人多生孩子，交了罚款了事，穷人没有钱交罚款，就只能到怀孕七个月也得被引产。而更多的平民仇的不是富，而是富有的机会。有钱什么都可以买，文凭、官职、就业、甚至是法律文书，本来是穷人的指标被他们通过花钱买去了。

毋庸置疑，中国是目前世界上贫富差距*大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贫富差别已经过了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导致社会动荡。据相关资料显示，在中国，有80%的财富被20%的人占有，而80%的人只享有20%的财富资源。

贫穷差距悬殊，是产生仇富心理的起因之一，但笔者认为，这不是中国人仇富的真正原因。中国人仇富的真正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富有的“精英们”的财富来路不明，社会责任感不强，缺乏爱国心和同情心，公众形象和综合素质极其低下。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富人财富的来源。我曾对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富人进行研究发现，在1988至1998年期间发家的商人当中，有60％的人都是抓住企业改制的机遇，通过“暗箱操作”购买国有、集体资产而暴富的。

看看买断国有、集体企业产权的老板，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原来的企业领导，那些领导如果单靠他们的工资收入，买得起厂？一方面，他们在企业当领导时，贪占、挪用、受贿，积攒了部分资本。另一方面，他们（包括其他买厂的）与政府官员勾结，把一个值几千万、几个亿资产的企业（包括土地使用权），他们用几十万、几百上千万就买到了手。不说生产，光说转手到卖土地就是几千万元甚至几个亿的利润。

企业改制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只是由于缺少监管，或者因监管者也想发财，结果只能是苦了广大的贫苦工人弟兄。有些企业改制后，几千上万的工人没有生活来源。而且大多数下岗职工都是四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打工吧没人耍，体力活做不动，上有老下有小，还要自己交缴医保和养老金，生活压力不堪重负。

事实上，各个国家都会面临民众贫富差距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但是，美国民众对富人的态度却并远没有像国内这样对立，甚至部分富人还成为了全民偶像。近期，美国某机构公布了2011年100家上市公司高管的年薪排行榜，苹果CEO蒂姆·库克以3.78亿美元的年薪高居榜首，折合人民币24亿元，至少相当于苹果公司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一家新企业园区的全部投资、抑或是苹果代理生产商富士康一个工人6万年的工资总额。就库克本人而言，可谓是苹果公司的拯救人与掌舵者。

库克初进苹果公司之时，这家IT企业的运营正可以用“一团糟”来形容，并饱受内耗损失之苦。库克到任后即凭借自己出色才能提高了苹��的库存周转效率，并主张跳过中间零售商自建“苹果零售店”。可以说，苹果今日市值的飙涨，与库克本人的能力和睿智息息相关，他有足够资本获得相应的高薪。

以此观之，在美国即便是一个打工者也有成为大富豪的机会，只要你有足够的能力让公司市值提升，老板就愿意与管理者利益均沾。而且，库克造富成功并非具有排他性和偶发性，在自由流动的经理人市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耀眼的CEO，他们的机会是均等和公平的。恰因此，即便库克拿到了天价高薪，也不会遭致多少非议，反而会有更多拥趸竞相跟随其努力攀越的足迹。

更进一步讲，美国既有个税制度不仅起到了削峰填谷、反哺民众的作用，而且较高的遗产税税率也削弱了财富在代际间的传承能力。良好的税制环境安抚了贫富阶层间的对立情绪，且强化了凭借个人奋斗发家致富的社会理念。

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效率已经取得了骄人成绩，资源公平配置当得到更多关注。政府部门在督促富人们反哺社会的同时，也应当通过对相关制度构建的拾遗补缺，让民众获得更加广阔和公平的创富阶梯。

****、以权谋私是很多商人和官员一夜暴富的捷径。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国商界依托****一夜暴富的人大有人在，因****而“落马”的企业家举不胜举。企业家因****而失败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具有更为鲜明和独特的中国式特征。

一百多年来，中国企业一直在官商结合的道路上徘徊。亦官亦商、钱权互动的明潮暗涌下，“政府越大、市场越小”乃注定的经济结局。一个优良的企业家就是一颗从体制硬土中破壳的种子；而他们的经历、感悟、思想、观点，则是折射商业发展史的明镜。

福禧集团的张荣坤，农凯集团的周正毅，国美电器集团的黄光裕堪称当今中国****而失败的典范。

在一个制度转型的漫长时代里，他们的教训是惨痛的。对政商关系的解读没有标准答案，只是一种生存法则。在中国现有体制下，这一类的悲剧还会反复涌现。

众所周知，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政府官员及有关部门掌管着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行政处罚权等诸多权力，企业要想获得巨大的资源就必须与权力结盟——这几乎是所有落马富豪曾经梦寐以求的成功捷径。在层层叠叠的制度围城中，寻找突围之路。因此，大多数企业家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对他们来说，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有权有势的政治人物的庇护，银行贷款、土地征用、能源供应、争取项目、企业上市等等，无一不与权力息息相关，而如何有效的经营一家企业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却被他们弃若敝履。企业家热衷于和权力沆瀣一气，对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它不仅没有可能造就一大批全球性企业和品牌，还会窒息健康的商业文化，毒化市场环境。有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忧心忡忡地说：“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

如果官员的权力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便很难发生上述践踏法律、“公私共权”的官商共同体。官商一体的出现，使社会存在可滥用权力的空间，官员可利用其谋取*大利益，企业也会为获取在竞争中不可能得到的利益而向权力靠拢。用财力影响权力的实施，用权力为企业的利益*大化开辟违法途径，企业在经营中一旦搭上权力这部“战车”，必定践踏法律、无视规则。

那么，为什么当今老百姓对一些富人和官员抱有“仇视”心理呢？我想，还是这些富人和官员自己糟蹋了自己的原因所致。

原本“为官者”都应该是些具有正义之气、才俊之象、善良之德的人。但是审视当下的一些为官者却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并无超出一般人的才华和德行，相反却只知道攀龙附凤、虚情假意、吃喝嫖赌、玩物丧志……你看，如此为官者，百姓焉能不烦、不嫌？并且，更有甚者一些为官者损公肥私、狐假虎威、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你看，如此为官者的如此作为，百姓又怎能不恨、不仇呢？如此这般模样的为官者，难道说还不是在“自己埋汰了自己”、“自己糟蹋了自己”的吗？这样的为官者不为百姓所唾弃、所憎恶、所仇恨，那才奇怪呢！

我没听说过一个为工作而尽职尽责、为百姓东奔西走地谋福利的官，百姓不去称赞他、不去敬仰他、不去感激他的道理。孔繁森、焦裕禄这样的官，老百姓能去烦他、嫌他或是恨他、仇他吗？因此，一个为官者若不为百姓着想，不去干人事，老百姓就会厌恶他、憎恨他。可见，仇官的人**不是盲目地仇官，更不是见官就仇。仇官的人是在仇那些贪官污吏和那些欺压百姓之官。这是自然的。因此说，“仇官”的本质是“仇腐”。

“官”源自于民，因此，“官”与“民”之间应该并无“利害冲突”可言，更不应该出现“仇官”、“敌官”的情形出现。但若为官者不为民着想、不为民服务，那么这样的情形就必然发生。所以，为官者要想不为民所仇，就必须做堂堂正正为人民服务的官。否则，只能走向百姓的反面。到那个时候这些官儿们的处境自然就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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