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应不失时机地推进转基因作物新品种的产业化发展。 他表示，虽然整体转基因技术水平与跨国公司有差距，但中国已经具有了三项比较好的成果，从科研角度是有条件产业化的。 3月5日，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发展壮大农作物种业，大规模开展高产创建。 在此背景下，黄大昉表示，农业企业（种业公司）要尽快提高研发能力，也需要抓住转基因生物育种的发展机遇。如果把高科技农业与现代种业的发展计划结合起来，对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将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目前中国市场上已经有三个转基因生物育种研究成果，可以帮助企业推动产业化发展。 黄大昉介绍说，三个成果分别是转基因三系杂交棉、转基因植酸霉玉米和转基因抗虫水稻。 他同时强调，这三个成果都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性也是有保障的。这三个成果已经陆续得到了中国部分种业公司的关注，但其未来发展将离不开更多企业的支持。 不过，黄大昉坦诚，在转基因作物新品种的研究、推广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信息透明度不够、监管仍嫌不足的情况。作为科学工作者，他还呼吁要加强科普宣传教育，增进公众对国家生物技术发展战略的了解和转基因技术的认知，为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 新的战略制高点还是生态**的杀手？ 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 认为，应当不失时机地推进转基因作物新品种产业化。而绿色和平认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应慎之又慎，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决策过程中，应进一步提高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转基因食品到底是现代农业发展新的战略制高点，还是生态**的杀手？中国到底该不该发展转基因作物？近两年来，类似争议从未消歇。 曾在去年“两会”上力挺发展转基因育种的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今年继续为转基因作物未来的发展呼吁。 去年“两会”时，本报记者几次遇到他。每一次，他身边都围着不少记者。“听说过转基因这个名词，但不听您讲，还真不知道转基因是怎么回事。”和大多数公众一样，真正了解转基因食品的记者并不多。 令黄大高兴的是，今年与他交流转基因问题的记者明显对相关问题熟悉了很多。 与此同时，公众对此的了解程度也在加深，恐慌在减退。“前一段时间中科院在6个城市做调查，60％的受众表示愿意接受转基因稻米。”黄大 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今年，他的关注点是转基因作物新品种产业化，他认为这方面应当“不失时机地推进”。 据他介绍，全球转基因作物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比上年增长了10％，达到了1．48亿公顷。目前全世界3／4的大豆、1／2的棉花、1／4的玉米和1／5的油菜种植的都是转基因品种。 他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转基因作物育种在经历技术成熟期和产业发展期之后，已进入至关重要的、以抢占技术制高点与经济增长点为目标的战略机遇期。目前，全球已有涉及抗病虫、抗除草剂、品质改良等13类目标性状、24种转基因作物投放市场。但是，绝大部分核心技术被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控制。 黄大提醒，今年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建立独资或合资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其抢占中国转基因作物市场的战略意图愈加明显。转基因玉米进口数量日益上升，2010年，国外转基因大豆进口数量达5400万吨，大豆加工业几乎被国外公司左右。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加快转基因作物和种业发展，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将逐级放大，甚至有可能控制一个国家的农业命脉。“应当加快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对于公众关心的食用和环境**问题，黄大表示，转基因作物在世界范围内产业化15年来，迄今并未发现有科学实证的食用和环境**问题，依法审批生产的转基因作物是**的。当然，也要对转基因技术继续深入研究，加强监管，预测、防范和控制可能的潜在风险。 对于玉米、水稻等转基因品种，他认为，中国目前的技术水平，已经可以尝试进入产业化。但他也表示，一个品种是否该进入产业化阶段还要综合考虑技术之外的多重因素。 在采访中，也有一些人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持保留态度。 绿色和平食品农业项目主任方立锋对本报记者表示，在该组织和清华大学媒介实验室联合做的一项调查中，超过六成的消费者表示不会选择转基因大米。 “转基因技术作为实验室研究没有问题，但目前世界上大规模种植的棉花、玉米和大豆等转基因品种并非人类主粮，其对环境生态**和人类健康的长期预期效应持续观测。”方立锋表示，从世界范围看，增加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主要来自巴西的大豆。世界范围内对转基因作物的长期生物**评估仍然不够，“应随时观测预期效应”。 绿色和平认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应慎之又慎，特别是水稻，作为中国人重要的主粮，其终商业化的审批应当谨慎。建议相关部门健全政策、法规，加强对消费者参与权、选择权的保障；在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商业化决策过程中，应进一步提高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