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木薯之外,甜高粱一度也被中粮选为另一种备选原料。
2007年中粮在河北黄骅、山东阳信和内蒙五原三地布局甜高粱试验田。但与生产1吨燃料乙醇仅需3.3吨玉米原料相比,18吨甜高粱过高的成本运输令中粮集团难以承受。一年后,甜高粱试验项目*终不了了之。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任东明认为,燃料乙醇原料供应不确定,存在供应风险(价格上涨、供给的季节性、运输问题、种植结构调整等),刚性需求对应柔性供给。“传统非粮作物作为乙醇原料比较竞争优势不明显。”
但木薯和甜高粱并非中粮的*终的升级目标。岳国君认为,在木薯燃料乙醇之后,以秸秆等农业废弃物为主要原料的纤维素燃料乙醇才是燃料乙醇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其发展的第三阶段。
任东明认为,我国秸秆、林业废弃物等富含纤维素,每年可利用量达到6亿吨。因此,纤维素制乙醇是可持续发展的新选择。
按照《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10年,中国将增加非粮原料燃料乙醇年利用量200万吨,总利用量为300万吨。到2020年,生物燃料乙醇年利用量将达到1000万吨。
到目前为止,中粮集团已经拥有36项燃料乙醇方面的**,其中,和纤维素乙醇相关的有14项。
在这条升级道路上,河南天冠集团也在加速前行。
2008年5月8日,天冠建成中国首条年产5000吨纤维乙醇项目产业化生产线,并产出了**批纤维乙醇。通过生物发酵,每年它可以将3万多吨的农作物秸秆转化为绿色燃料乙醇。
河南天冠集团董事长张晓阳曾表示:“天冠将在周边乡镇复制6000至10000吨纤维乙醇标准化示范工厂,到2012年底前,争取建成10个厂,到2020年前后建成100个厂,形成初步规模产业。”
但对这些企业而言,如何降低成本、真正实现大规模商业化仍然是一个难题。
“由于在纤维素乙醇的关键技术上一直未能突破,导致生产过程的高能耗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原料种植土地不足、原料供应不够的情况也严重制约了非粮燃料乙醇产业化的发展。”任东明说。
另一方面,对于目前仍依赖财政补贴的燃料乙醇行业而言,国家相关补贴政策的迟迟未能出台也让他们心下忐忑。
丰原生化的公告显示,2009年该公司将获得生物燃料乙醇弹性补贴标准2246元/吨。但非粮乙醇目前的补贴方式却尚未明朗。
“大佬”谋篇布局
在中国的生物燃料厂商正艰难升级的同时,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型国际能源公司却正在走向竞争者的前列。它们可能并非*早加入生物燃料行业,但却在行业整体困难的时期开始崭露头角。
2009年6月,壳牌宣布在未来一个月内,消费者可在壳牌公司位于加拿大渥太华的加油站购买到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生产的纤维素乙醇与常规汽油调和后的生物燃料。生物燃料调和比例为10%。
事实上,从2002年起,壳牌与加拿大Iogen公司开始合作研究从植物废弃物中提取乙醇,目前已在渥太华建成工业示范装置,主要采用生物催化剂将农业废弃物中的纤维素分解成小分子物质,然后将其转化为糖类物质,*后经过发酵、蒸馏得到乙醇。这次销售的纤维素乙醇即产自该示范装置,月产量可达到4万升乙醇。
2007年以来,壳牌在生物燃料研究方面投资已翻了两番,后者更成为壳牌可再生能源业务的发展重心。2009年3月中旬,壳牌在发布2008年年报时表示“转型”:公司将不会在风能、太阳能以及水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转而更专注于生物燃料,以期开发新一代非粮生物燃料。
2008年,他们对其合作伙伴——加拿大Iogen公司的持股比例由26.3％提高到了50％。此外,壳牌还与6所大学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共同开发生物燃料。
另外一对值得关注的伙伴则是杜邦和BP公司。1998年转型之后,杜邦公司开始大力发展包括生物能源在内的生物技术,其在美国田纳西州成立了杜邦丹尼斯科合资公司,以及由BP公司支持的在佛罗里达建设商业化纤维乙醇生产工厂的Verenium。将生化与能源两大行业专业技术结合在一起,使得这两大公司比那些刚刚起步且只掌握部分技术环节的小公司而言具有显著的优势。“对那些小的技术公司而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终它们必须融入他人的生产系统中。岳国君也承认“原料来源问题是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